崇祯严厉地批驳了他，质问他：蒙古人以牛羊肉为主食，粮荒对他们并不构成致命威胁，一旦喀喇沁将粮食转手后金并导引后金进犯蓟辽，如何应对？崇焕感到进退两难，自己的设想得不到批准，就做不了计划，没有计划，朝廷就不会拨给相应的费用。崇祯发下的六十八万两银子，加计划中的粮草，以及铠甲，红衣大炮及弓箭，器械等，只够他把现有的一万骑兵武装起来。他不由得一阵苦笑，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的胃口远不止于此。他有些失望，不由得摇头，直至热泪盈眶。

“可怜又可敬的皇上啊，本来我想要的是装备两三万骑兵，陛下这是想让我以现有的力量去跟六万八旗劲旅拼命吗，还是只看重我以前以修筑城墙步步为营向东推进的老俗套路？看来我设想的全新战法不符合朝廷的意愿，或者他们根本没理解，也可能认为耗资巨大，拿不出钱来。按现在的价格，再建立两万人的骑兵队伍包括配备重甲及各种开销，每年至少要银子四百万两以上才够，光是战马就需要六万匹，这对朝廷是个天文数字！增加三千骑兵都阻力重重，我的铁骑，两三万人的铁骑……”他不敢想下去，因为物价还在上涨，他心中的骑兵应该像后金骑兵那样有两三匹可以轮换的战马，才适于长途野战。可这些银子到哪弄去，现在正值勤俭节约之风，作为臣子，他又怎样张口呢？

他觉得应付出几倍的银子才能收买住人心，安稳住军心的设想与皇上的小气发生了冲突。想到从前与后金兵的两次战斗其实并没占到多大便宜，他又不想坚持那样的战法，那只是守，而不是进攻。

他被银子困住了，禁不住唉声叹气，“节俭之风，连这个也斤斤计较，让我拿什么平辽？”他不停地咕哝。“朝鲜，曾经的盟友朝鲜，已经不认识明朝了，辽东汉民开始朝回跑，再没有人来给明军送情报，我将怎样了解金廷内部的情况？”他隐隐感到先前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落空，有泡汤的危险。

不到一个月，驻守锦州的明军又发生了一次哗变，他苦恼不已，尽管这次哗变的规模要小些，很快就平息下去，还是有一伙人逃到后金那边去了。他气坏了，因为他在以前的任上就已经把宁、锦两处的后金间谍，包括可疑的女真人全部捕杀了，为何还会有人策反?多年带兵的经验他知道，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发生，仍会有人叛逃。尽管他保留着自信，相信这只是一些长期潜伏、甚至几百年前的辽金时代、直至上千年前的南北朝时代就已汉化并秘密保存着家谱，顽固记着祖先的假冒汉人采取的最终行动，努酋的额驸佟养性和另一个卧底石廷柱就是这种类型，但他更愿意相信这是偶然事件，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也不奇怪，刘兴祚不是想往明朝跑吗。他又清澈见底地知道，要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将十分困难;一个士兵一个士兵地挨个查他们的祖宗，是无法办到的。

最后他决定按照命运给他的暗示，改变作战思路，从宏伟的梦想再回到原点，修改原来的计划。他向皇上表奏，重复他的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老调，提醒皇上，不要为朝臣的舆论所左右。他想着以与皇太极议和为借口，派人到沈阳去一趟侦察一番，再制定下一步怎么走。

正当他垂头丧气、焦头烂额的时候，十一月，塘报上传来一个更加不祥的消息，千里之外的陕西发生了农民暴动，白水一个叫什么王二的率众揭竿而起，府谷的王嘉胤，宜州的王左掛、飞山虎、大红狼与之遥相呼应，同时举事。十二月底固原又发生了兵变，一些下层军官和士兵杀死了他们的上司，搜抢了州库，直接与活不下去的饥民会合，组成一军。而这时后一个坏消息还没传到这里：安塞马贼高迎祥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响应，众推高迎祥为“闯王”，王大梁为“大梁王”，众多流寇，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闲散人员，一些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只知外号的一帮人悉数参加，开始联合举行武装起义。

袁崇焕蒙了。固原是九边重镇，驻扎着明朝的精锐部队防御着蒙古兵，这样精锐的部队造反并受到攻击，影响非同小可，同样意味着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他不能不为此而焦虑。兵变缘何而起，他知道怎么回事，对他来说，最直接最敏感的反应是：从此后朝廷将会把口袋捂得更紧，再也不会拨出银子来支持他了，即使想支持的话。

“五年平辽，五年？”他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问自己：“我是夸下海口，说了大话吗？”他感到这如同一个魔咒，紧紧攫住了他的神经：“两三万铁骑，几倍的战马，身披重甲，给士兵置棉衣，改善箭头的长度，将成为空中楼阁，一厢情愿的梦呓！”这时他开始后悔了，责备自己对皇上的许诺过于草率。没有足够的骑兵，他拿什么跟八旗兵作战，任对手铁蹄践踏，白白送死吗？他的心绪直线低落下去，有些慌乱，他暗暗抱怨皇上，为什么没早些想到这个，早些采取措施，安抚民众，直至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失去了民众，还有朝廷吗？”

事实像铁一样无情，且已证明，自他上任至今，已近半年，辽东并无战事，皇太极正忙于内斗，无暇西顾。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啊，趁这时机抓紧制定一系列减负政策，完全来得及。那么朝廷为什么就没有抓住，难道那些大臣就一个也看不到，一个也想不到吗？“这些大臣该死，他们全都该死！”他禁不住嚷叫起来。

而这个问题正是东林党人初入阁时竭力主张又被崇祯一口否决了的，可惜的是他当时并不在场。他是在皇上定下以平辽为要的大政后，被紧急招到京师来委以重任的，讨论的是军务问题。大臣们说过的那些话他不可能知道，而现在如果他想要把这些话上奏给皇上，一定会把那些大臣们气疯，连皇上也会被他气疯。他不是言官，不是首辅大学士，没有宰相那样的经历和阅历，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军事方面。他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敏锐的感觉，旺盛的精力、血性及与之有关的英雄气概，也仅仅是表现在这方面。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臣相比，他还显年轻，四十五岁，对老臣们来说是稚嫩的，属于小辈。而那些老臣，所谓“东林党”人，其实也并不全是纯粹的东林党，有许多是受了诬陷才当上“东林党”的，而且东林党人也早已不是当年的东林党人，历经岁月和苦难、冤狱的磨蚀，早已失去了棱角，少了那种为国为民勇于献身的傲骨清风，实际上他们就是一群官场上的油子，既得利益者，一个个察言观色，老奸巨猾，只知报复，害怕再失去官位或想往上爬而会随意诬指妨碍他们前程的任何狂妄之徒，而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

国家这样一种窘迫的经济形势，这样一种充满倾轧错综复杂的混乱空气下，他一开始就输了。他的命运是不幸的命运，不由自己主宰，只由皇上、那些朝廷阁僚们的利益主宰，他的角色取决于他们需要他扮演什么角色，他的宿命只能去扮演这个角色，他是筹码，别人手中的骰子。他不属于“阉党”，也不属于“东林党”，这对他有利也有弊；好处是他现在的官职。坏处是，一旦皇上突然对他翻脸，不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更致命的是，他对皇太极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出于对夷狄生番传统的高傲心理，做一番揣度而已。

万幸的是，他没有上疏。

孤独，不谙世故，愤世嫉俗的袁崇焕，被一阵冷风吹到脸上，由激愤恢复到理智，朝回走时，他又体谅起皇上，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天子，他只有十八岁，把这么多年的积弊全推给他处理，这么大的烂摊子摆在他的书案前，由他一颗脑袋一一捋顺，真真难为他了。”

他对皇上是肝脑涂地，忠心耿耿的，但不知他想没想过“伴君如伴虎”和“龙眼无恩”这些老话。

他显得憔悴了，不等与后金发生战事就落于下风，鬓发也有些凌乱。美妙的幻想与现实有这样大的差距，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对他是个打击，沉重的打击，他受不了。这种刺激换了一个人也许会病倒，幸好他是个刚强的汉子。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有时默默在心中祈祷：“苍天，让辽东的局势多平和一段时间，陕西的内乱尽快平息吧。”有时候，他早早起来，一个人提着宝剑登上有士兵站岗的冷风刺骨的城楼，冒着严寒遥望着东方，大雪覆盖的那一方，沈阳城的方向，在心里说，“看我怎样与八旗兵决战，怎样坚守辽东。金人，我将与你们血战到底，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最后他挥起宝剑大喊，“建虏，等着我，早晚我会把你们杀个片甲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