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他开始与众贝勒大臣讨论进关事宜，陕北的暴动并没有平息，反而如燎原之火，扩及到陕西全境，这件事上，他赌赢了。漠北的林丹汗，正不顾明廷的劝阻，继续向西逃窜，与当地的几个蒙古小部落摩擦频繁，跟明朝又翻了脸，已是走投无路，自顾不暇。因此皇太极积极张罗着筹备给养器械，加强军事训练，与蒙古各部落联络，最迟在初冬的十月，组成联军突袭京师。他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又加强海防，以防东江明军对沿海及后方的袭扰。
袁崇焕也没闲着。他杀毛文龙的奏报上呈给皇上后，崇祯帝很快回旨，对他的行动给予赞扬，并表达了喜悦之情，同时命锦衣卫将毛在北京的同党全部逮捕，他松了口气。趁后金兵对宁远一时还没有动作，他加紧筹划东江的改编进程，再变东江兵四协为两协，分别由陈继盛和刘兴祚统领，把毛承禄一伙排挤掉。他寄厚望于刘兴祚兄弟，所以没设主帅，是等他们建功立业后再上报朝廷加以任命。在他悄悄干这件事的时候，皇太极也在悄悄干那件事，这时崇焕也听到了后金兵可能绕道蒙古进犯北京的传闻，他提高了警惕。六月份他临去双岛前曾向朝廷建议过，奏请朝廷派驻军增援蓟门，后再次上疏朝廷，注意蓟门一线，都没能引起重视，皇上不着急，他却为此着急起来。九月，他一面遣参将谢尚政等人往蓟门察看防务情况，一面传信东江召见刘兴祚来宁远商讨对策。刘兴祚倒是来了，遗憾的是，顺天巡抚王元雅声称，此为虚警，危言耸听，把谢尚政一行打发回来。
事态至此，已经很明显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袁崇焕已完全处于被动地步，行动计划总是落在皇太极后面，总是晚一步。问题就出在他离开宁远的一年时间里，后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一无所知，还在以从前固有的印象判断事态的发展，加上皇太极对情报的封锁极严，导致他一直按着对手设置的节奏跳舞。
越过关内，从河北沿长城向西，就是山西，越往西地势越高，绿色植被也越来越稀少。当几乎没有了植被，只有无垠的黄土地时，就到了陕西北部。在这片土地上，简直看不到人，或者说辨别不出哪儿是人，哪儿是黄土，他们都是同一种颜色，只有扎在男人们头上的白毛巾晃动一下，或听到他们高亢悲凉的“信天游”时，才会发觉他们的存在。这片土地也是华夏族群的发源地，滔滔的黄河经这里蜿蜒流淌，夹带着大量的泥沙，一直向东海流去。在上古时代，这儿的土地曾很丰沃，最适于农业种植和畜牧，因而农耕文化最早从这里发源，也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从夏至周，再到秦朝，再后是唐朝，均让陕西人引为自豪。自那以后就逐渐凋零，树木也砍光了，由文明开化最早、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一变而为贫瘠之地。进入明朝，这里不仅生活贫穷，徭役也最重，人民的负担和阉党盘剥最残酷，征兵又需要秦人，因为秦兵素以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著称，而税赋，一点也不比其它的省份少，在这一点上，明朝是貌似公正的。从神宗万历年间到如今，这里已被一波又一波名目繁多的的苛捐杂税榨干了，农民的收成，除去纳粮和充饷外便毫无剩余。最后靠野草，树皮，石粉充饥，许多人家因此活不下去，弃子，弃妻和饿死，成为普遍现象。常常能看到被遗弃的几岁小女孩带着更小的弟弟妹妹沿着土路呼喊着父母，最后倒在路边，自生自灭，也能看到满脸菜色的女人为寻找丈夫，往来奔波，最后饿得走不动路，瘫坐下去，流下最后一滴眼泪，抛尸于荒郊旷野。而官吏的追收，派饷和搜刮，依然毫不容情。当被逼迫到人相食的地步，残留在秦人的记忆里和灵魂里的高傲与血性，由此迸发出来。
秦人造反是惊天的大事件，派秦兵去镇压也是骇人听闻的大事件，秦兵的兵源来自于陕西农民，这就是一个省出事为什么举国震惊的原由。揭竿而起的农民是不想让自己和亲人被活活饿死而战，参加哗变的军人，同样是为自己和亲人的生存而战，至于那些江湖豪杰，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多是爱管闲事，路见不平的侠义之士，他们因拖欠赋税被送去服劳役，或者本就冤枉，出来后秉性不改，就成了没改造好的“前科”。这些绿林豪杰也有些人是负案在逃，与暴动的农民和军人凑在一起，朝廷就摊了大麻烦。其实所谓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有许多是非曲折，非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是他们手里没有银子，官场上没人，无助、无告。若按当初朱元璋制定的法律，他们是应受到保护的，因为太祖皇上有旨：治平世，务用轻典，主要就是针对这部分贫弱阶层。朱元璋没忘记自己的出身，一直强调佑贫抑富，对贪官污吏，则咬牙切齿、毫不留情，主张一概用重典，说这是治乱世的必要手段。因此当时在各州、府、县，均设有皮场庙，凡贪污银子满六十两者一律枭首再不活扒皮，塞进稻草，对扰民残民的，不论功臣高官，必严加惩办，这是他的德政。历经二百余年的演变，如今政策已经颠倒过来了，官员犯法或有钱人犯罪，可以花钱买通；进了大牢的，人人都知道是因为没钱，法纪败坏到如此程度，也就难怪无法无天了。大批的农民被逼上梁山，并不是他们天生的敢做敢为，而是人到了生死关头，只有死里求生，或者等死、或者拼死寻一条活路。他们眼含着热泪走上悲壮的旅程，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男儿的本能，他们好像兵马俑复活了，毅然向官府宣告：秦人不可侮！
白水王二，一听这名字就知是乳名再不什么大号，或者被改造过两次，这样的人大都不具名姓，就是为了在江湖上行走方便，官府也查不出他们的具体户籍，这是最让官老爷们头疼的事。这家伙闹事最早，那时天启帝还活着，陕西发生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依然催逼税赋，王二纠集几百个手中还剩下最后一张饼的饥民，冲进县城，把张斗耀杀了，家产也分了，成为首义，当时朝廷只把这看做偶然事件。王二带着这群饥民，又连抢大户，分他们的粮食，大户不甘心自己的粮食被分，钱财被穷小子们白白拿走，有的试图反抗，自然是连命都丢了。由此官府才重视起来，派官兵前去镇压，他们与官兵厮杀起来。
府谷的王嘉胤，宜州的王左掛，这俩小子是真名实姓，也斗胆包天带着饥民抢夺大户，杀人越货，同样受到官府的追捕，但其同伙飞山虎，大红狼不知是谁，很可能又是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不逮住他们，永远是个谜。白水，府谷，宜州三地同时发生暴动，官府感到为难了。这时候，九边重镇之一的固原又发生了兵变，近千名饥寒交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长官，开始砸州库，寻找银子，总兵官吴自勉亲自率兵弹压，秦兵和秦兵干起来了。
王嘉胤的大名迅速超过王二，不但抢富户，还攻占了府谷，改称县衙为王宫，与官府公开叫板。
哗变的士兵打不过不哗变的士兵，他们的人数要少，边打边撤，投了王嘉胤，融入农民武装队伍。官兵组织围剿的时候，安塞的马贼高迎祥，与王大梁又聚集起更多的武装饥民遥相呼应。高迎祥手下有四千骑兵，行动如狂风骤雨，往来奔突，号称“闯王”，王大梁称“梁王”。他们的旗号一出，更多的饥民起来响应，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菴，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等等各拉起队伍前来凑数，官军应接不暇，明廷也慌了神。
延绥一地的官军扑不灭农民起义之火，让朝廷大为震惊，按照军队编制，此处榆林，延安，绥德，庆阳四卫，就有总兵官一员，副将三员，参将，都司，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数百，四卫的都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所镇抚，百户，所旗等文武职合计八百余员，额定马步官兵四万三千人。出现了反叛，再向朝廷奏报兵力不足，平日克饷和虚额的秘密也就暴露出来，此时在明朝，已不是个例。朝廷为此着急上火，将官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农民军自然得意，因之贼势日渐猖獗。
众多义军齐聚于王嘉胤旗帜下，由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农民，下层士兵组成的联军，向着银子聚集最多的地方进军，他们高唱着用血与泪谱写的悲歌，组成立体的“信天游”旋律。这些人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最简单粗浅又足以驳倒任何巧舌如簧的天子能臣虚伪辞藻的口号，“大明朝不缺银子，银子全集中在贪官污吏手里！”他们为活命而战斗，以简陋的锄头作为武器，每攻下一座城池，在官府里找到久违了的白花花的银子，就激动得泪流满面，油然想到饿死的亲人，脱口而出，“我们的血汗钱，救命钱，都跑这来了！”
没有既定目标的暴民，又朝着下一个有银子的地方进发。他们像一群饿狼一样瞧着远处高大坚固的县城，又像狐狸一样盯着备极华丽的官邸王府，惦着那里堆积如山的银子，巴望着这种金属能早日回到自己手中，因为那是他们的，从他们身上一层一层刮去的。他们人数众多，却没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不懂得兵书战策，行军要注意什么，没有前哨，也不知道夜晚要安排人站岗，以防偷袭等等。他们手中没有弓箭，也不会使用弓箭，唯一的武器是农具，与官军厮杀凭的是由义生出的愤，由愤生出的勇。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无所谓，这样死了总比那样活着好。他们绝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认为那些安分守己宁可饿死也不抱怨的本份人比他们高尚，只有在受伤或被俘游街，遭受砍头的那一刹间，会向天大声呼喊，“天理，天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