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朝的钟声撞响，臣工们带着象牙或竹板制成的朝笏按部就班走进大殿，给皇上磕头请安。这一年，明廷又出现了变化，首辅温体仁下台，被赶回原籍浙江吴兴，由张至发取代，与其他几位大学士何吾驺，王应熊，黄士俊组成新的内阁。温体仁致仕的原因看上去复杂却又简单，历经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崇祯还是臣僚们都发现，这位首辅执政的三年期间，内外形势都毫无起色，中原反民越剿越多，后金割据政权已跃升为大清朝，与明朝平起平坐了，且有步步紧逼之势；财政捉襟见肘，国力江河日下，官场风气愈加糜烂，民众怨气冲天，暴露出温做为首辅的不称职。与他亲近的官员也多是阿谀奉承之辈，只计较个人得失，排除异己，打击政敌，挟嫌报复。温体仁所以能迷惑住崇祯，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人从未有过贪腐记录，他的两袖清风表现在向他行贿也极其薄情，礼物照单全收，就是不给办事。他唯一的才能是整人，一天不汇报别人浑身就难受，要是瞧谁不顺眼，这个人就倒霉了，因此朝臣们即怕他又恨他，他却以此自命清高。他目空一切，已到了近于发狂的地步，众多大臣，包括锦衣卫、东厂、西厂都不放在眼里，日积月累难免树敌过多，招致反击，想扳倒他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攻击他的人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也学起他的执着和顽强，不屈不挠、见缝就钻。他终于栽倒了，却因为一起不起眼的小事件。
前朝大学士钱谦益在崇祯元年就被罢官。天启二年主持浙江会试时，因以暗语为记号，录取了同宗钱千秋，被告发后受到责罚。崇祯继位，正是轰轰烈烈的清算阉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新帝想起用钱谦益，温体仁的眉头因此皱紧，他写了份汇报条给崇祯，说此人为官不正，过去曾有前科，没成为刑满释放分子就够便宜的了。崇祯很认真，拿来钱千秋的案底览阅，发现确有其事，觉得温体仁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就下旨将钱谦益罢职打发回乡。钱谦益在家赋闲，闲暇时难免与乡人说些闲言碎语，讲到朝中之事，有逸闻也有笑话，其中就有对温体仁的抱怨。这被当地街道的积极分子张汉儒听到了，张地位卑下，却与温体仁一模一样，专以汇报他人为自己谋取前程。他郑重地写了封举报信给温体仁，对钱谦益无线上纲，说他在乡里结交朋党，经常在一起散布流言、诽谤中央首长。温体仁看后火冒三丈，下令把钱谦益逮捕下狱。囹圄中的钱谦益有口难辩，写信向昔日的好友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曹化淳求救。曹化淳与温体仁向来不和，也是朝中唯一敢触碰温体仁的权阉，他命锦衣卫将钱谦益先行释放。钱谦益没事似的出来，见到张汉儒，言语中多有讥诮。张汉儒又羞又恼，再次向温体仁写汇报。温体仁气得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曹阉，想跟我作对，看我怎样把你整趴下。”他写了封密奏给崇祯，以私放罪犯要求查处曹化淳。崇祯叫王承恩找来曹化淳垂问，曹化淳据理驳斥，说这是有人陷害。崇祯把温体仁的密奏拿给曹化淳看，曹化淳看后跪求崇祯，“老奴请求亲自审理钱谦益一案，一定给皇上一个交代。”崇祯应允了。曹化淳带着东厂去苏州常熟钱谦益的家乡走访知情人，做了详尽的调查，然后交由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以锦衣卫搜出的张汉儒与温体仁的往来密信为佐证，认定这是一起吹毛求疵故意夸张的陷害案。案件上奏给崇祯，崇祯震惊不已，这时他才看清温体仁是怎样的心胸狭窄，下旨捉拿张汉儒并一追到底。温体仁大为惊恐，拼死拼活为朝廷卖命，没想到会在阴沟里翻船，他预感到不好，皇上从此将不会信任他了！他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开始弓腰拄棍哼哼呀呀地装病，一连几天不上朝。圣旨最后还是送到了他的府上：削职回籍。
温体仁回乡一年后就郁郁而死。做为朝中不贪财的首辅，崇祯迫不得已忍痛割爱，对温既悯惜又失望，但他确是个专事内耗的祸害，有他在，朝廷就不安宁。崇祯又想到辽东的皇太极称帝做了皇上、出兵征服朝鲜，进入明境任意烧杀抢掠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明朝对此却毫无作为，文官武将消沉懦弱、士气不振，加上各地的税赋征不上来，一再拖欠，国家财政已在亏空中运行，不由得深深为之苦恼。这种苦恼加忧愁很快压过了擒杀高迎祥给他带来的喜悦，他的鬓发进一步见白了，由此一日白似一日，消瘦让他的额头挤满了皱纹，活像民间年画上的寿星老。这时，他与袁妃和田妃的外貌年龄又拉大了五岁，一副中年男子的模样，他今年刚好二十八岁。
新任内阁首辅张至发刚上台不久就显得力不从心，能力远不及温体仁，十个月后就被换下。接任的孔贞运还不如张至发，两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又换上了刘宇亮。但刘宇亮也不能让崇祯满意，崇祯不由得唉声叹气，抱怨朝臣们无能，是一群废物，酒囊饭袋。
朝中开始出现怀旧，前朝的几位大臣都变得高大起来，被夸大被神化了，好像这些难能可贵的干城，他们令人惋惜的下场，没有了他们明朝就没救了似的。宵旰忧劳的崇祯，不由得向臣工们敞开心扉，抒发对时下局势的感叹和失望，也是一种委婉的回省和检讨。
“朝廷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为官者专为自己谋私利，奈何。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比着火还急，定额完成了又瞧小民口袋里有剩余眼红。甚至已经免除，也悖旨私征；维修议案刚刚拟定，就惦着能从中捞多少银子。再不买卖不给实价，再不巧立名目借机哄抬，或差派卖富殊贫，或审判定罪以直为枉。稍不合心，即任意敲诈，私囊既满，又奸邪可容。抚按推荐弹劾失真，要诛之则毁誉倒置。再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行京畿。乡下的小吏，也狐假虎威，肆侵凌于邻里，纳无赖为爪牙，收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官场风气礼崩乐坏，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朕怎不日思夜虑，痛彻肝肠……”
以这番感慨做为基调，经过一番整理润色，崇祯决定第二次下罪己诏，向全国发布。接下来就是，继万历四十六年征“辽饷”每亩加九厘，天启四年每亩复征三厘之后，再加征“剿饷”，号召全体臣民进一步勒紧裤带，与他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这一年，被赶下台的前首辅周延儒又被召回重新启用，出任内阁大学士，协助首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顾问。首辅刘宇亮只做了六个月就由薛国观接替，但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周延儒都远胜薛国观，实际上周成了无冕宰相，薛国观只是个影子首辅。周虽无能，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欺上瞒下，善耍阴谋诡计，比温体仁要敦厚得多，也直率一些。他复出的好处是，至少不会再出现温体仁那样一手遮天的局面，朝中也能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而温体仁当政，群臣俱都一个调子。
三年后君臣相见，周延儒看到崇祯两鬓及头上一大半是白发，前额堆起的一道道皱纹几乎都不像崇祯了，禁不住掩面痛哭。崇祯也哭，习惯了趋从的臣僚们也跟着落泪。
周延儒重新入阁带来了新气象，群臣们敢说话了。完全是为一股激情驱使，周建议由前三边总督杨鹤之子大学士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期盼对军队做一番整顿，崇祯准奏。针对当前的财政困境，周又提出各地数量庞大的藩王给朝廷带来的沉重负担，暗示对他们有一番动作的话，可为朝廷减轻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这却触碰到了皇家的底线；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藩王属于宗室，减免给他们的优厚待遇，就不是朱明王朝了。崇祯不吭声，周延儒知趣地缄了口，那一瞬间，他好像不认识崇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