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东京城内人口稠密，居民超过百万，是汉人数量最多、其他民族人数较少的城市，各族百姓和平相处互爱互助融为一体。在居住方面，不同种族的人们随缘而居，似买卖之所和居住之地不再分离一样，各民族居住不再分区域或空间，此成为团结的一大象征。

在生活方面，当时的百姓可随处开设商店，商贩们也不限在特定的区域之内活动，可以城乡内外沿街叫卖，用劳动所得来改善生活的质量。而经营方面，为适应各种商业体系的建成与扩大，供求一条街也应运而生，群体发展已成规模；有饮食街、衣料铺街、药铺街、乐器街、铁器街及马行街等，所有这一切在以前的朝代是不允许有的；所以商品可以在白天或晚上交易；三鼓以后还有夜市，通晓不绝，仕女公子常常穿行在夜间游玩并吃茶。

当时已流行了通用的纸币——交子，也出现了大型的娱乐场地——瓦子，有最大的国际性港口——泉州刺桐港；当然还有比比皆是的名酒楼、驿舍店、茶肆坊，及近百家风味小吃、夜店门市等也是遍布全城。这一切均显示着大宋具备有开拓精神、革新意识，并开创了尘世的辉煌与文明。

提及开拓，还需说明一下汴绣及木版年画。

汴绣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大华名绣之一。太祖时期皇宫内便设有文绣院，绣工巧手数百人，专营绣艺之职；而开拓创新则自仁宗帝开始，绣匠们采用大胆的手法探索改良，使汴绣的策略形体又创新为好几种方法；席蓖绣，绣描似水纹纹络的滚针绣法，绣物大气雅观；而悠针绣呢，主绣动物象驴、马，形象逼真，表现出更加生动神似的效果。由于汴绣工艺精湛绣物精美，深得百姓喜受，在民间传播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绣工巧匠遍布井市，成就了人类绣描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

至于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则是手工制作的另一杰出代表，它起源于唐朝，昌盛于宋代，是大华最早的木版年画之一，一样在仁宗时期达到顶峰；其神像夸张，线条粗旷，再配以鲜艳的色彩，使人物媚态如生、眉目传情，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与骄傲；此年画多为神像居多，染料用中药材配成，色泽艳亮长年不衰；又因乡土气息浓厚，民间情趣强烈，散发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淳朴的民族格调，也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其技艺与功巧，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伟大作用。

宋代的汴京，其商业模式已高度发达，当今生活的很多细节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营业厅等等，在宋代已畅顺流行。如潘楼南街（专门贩卖稀有宠物如鹰鹘等飞禽走兽）、茶汤巷（茶坊）、马行北街（医药）、乐器房街（吹拉弹唱鼓等器具专售）和乐楼（马市）等一条街；潘楼东市，属服装一条街，24小时开张，当时称之为“鬼市子”；还有京城著名的小吃街，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高家馒头房、柳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张家胡辣汤、马铛家羹店等等，各类小吃统一规划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且开有连锁经营店，方便客人就近选用。

另外，在菜系方面，开封作为豫菜的代表地，许多名菜佳肴、风味饮食均被发扬光大并流传至今；食客络绎不绝，场面热闹非凡，其鼎盛的繁华景象在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详细记载，并对菜系也有特别介绍，说豫菜具有“用料广泛，讲究刀功，五味调和，口感适中”的特点，成为一个地方的著名标记；与一些老字号的饭庄，如又一新、马豫兴、中兴楼、稻香居一样，因有着自己的传统手艺与特色保留至今。

而其它吃食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特点：第一楼的灌汤小笼包子，就起源于北宋百姓的智慧，皮薄馅满、灌汤流油，当人们食用时，夹起象灯笼，汤汁却轻晃，颤动微荡象一朵风中摇曳的菊花；先尝汤的鲜味，把汤汁慢慢吸出，后再细细品味，此吃法寓意“先开窗，后吸汤，满嘴香”，并成为经典流传至今；诸如马豫兴的桶子鸡、稻香居的锅贴及各类风味小吃，已高达200余种，说明此时开封的饮食业已十分繁盛，达到如日中天的境界。

虽然黄河之水曾掩埋过开封几条干道，但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却毫无变样的保留下来。时至今日，宋时豫菜的代表鲤鱼焙面，其鲤鱼就作为大华民族“大吉大利”和“年年有余”的符号流传至今；而汴都拉面，它拉出来的面细如发丝，若用现代的测器细量，仅为几丝，一公斤面可以拉几千公里的长度，它表示了绵延流长的喻意。所有这一切，均传承至今千年末变。

此时的开封城内约有300余家商业行，虽行业众多，但分工细致，前后工序衔接准确，又恰到好处；看似一些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其供应恰巧满足一天的用量，且稍稍有余；这么个小小的营生，也能成为一种行业与连锁，并养活了一群业内人士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百姓安居乐业，人人以劳为美，个个以勤为荣，财富均以劳动所得，得之不易将心比心，故真挚坦诚一言九鼎，全无欺诈与骗局之说，使得当时的小商业税首次超过了农业税，并成为促进时代前进的动力；百姓丰衣足食富甲一方，使得大宋物产丰华、民风诚挚，则成就了宋朝的盛世光辉与繁荣昌盛。

而在误乐方面呢，箫、琵琶、京胡、古筝及三弦等，精致乐器也在民间普及流行，但在一些重大庆典仪式之时，已盛行了汴京盘鼓。盘鼓是当时整个黄河流域坊间流行的一种大型鼓乐，她擅长用大鼓声来传达奋进与高亢，用狂舞蹈来表达力度与坚韧；用在庆典、祭祀的礼节上，则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汴京盘鼓，以大跨步、大提手、大甩身之大动作，与鼓声的大轰鸣、大震动、大场面、大气势相匹配，把鼓舞的意义极为完美的表达出来；并形成一种威猛、浑厚、昂扬及奔放的雄壮，与击如雷、滚如浪、跃似虎的翻腾气派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原地域黄河儿女的淳朴与执着、刚烈与雄威，且在服装、道具及色调上，统一了格式、装配及步骤，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特征而流传至今。

关于宋朝的服饰也有其独到的特征，男女样式自成一派各有风格。

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普通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内有利动作；但色泽单一，多为黑白两种，且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如我之一般人士，只能穿些单调的衣物；而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的对襟长衫，天鹅绒或丝绸质地，袖子宽大，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或选用蓝色或淡灰色作为边口，整体视角仍是单一色泽；若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叫做“东坡巾”的帽子，便是标准的男士装饰了。

女装则普遍为窄袖短上衣，配着长裙，有时上衣外面再套一件对襟的长衫，也是天鹅绒或丝绸质地，彼显清雅与秀丽；一般都是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布色纯正单一，少有繁花颜色，只有褙子的领口和前襟，绣有淡雅的漂亮花边，美丽而不张扬，尽展且又内敛，体现了一种热爱又不炫耀的处世状态。

所有这些，均是受到“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及对外政策的雅致内敛之影响，表现在服饰文化上就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落落大方；呈现一种拘谨、保守，淡雅、恬静，干练、大方，如水墨画面的意境一般，即增添了“遮掩”的主题功效，又展现了“静谧”的收敛特性，是一个民族风格的最佳体现。所以，不论是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平常百姓，都爱穿着这种直领、对襟的褙子，即舒适得体，又典雅清秀，象极了菊花美而不俗的品质，亦成为一个时代必不缺少的写照。

提及了菊花，也是值得称赞一番呢。此时因培养的技术高超，菊花已盛极一时；家家户户以菊开为荣，红尘烟火以菊满为耀；而菊花经过花工巧匠的年年栽培，品种近千余，所以汴京更具菊雅之美，素有“菊城”之誉。

宋代的服装，其颜色、款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风尚更加融合，与百姓的精神状态、内敛个性与素雅品格配合的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则是恢复了中原百姓朴实无华、平和亲近的中庸品格；人们的穿戴华而不贵，庸而不俗，这是外籍商人最简单的评述。

当时一位来自欧洲的商人回国后记载：大华的境内，国泰民安，邦兴风正，民风淳厚，盛况空前，百姓亲如一家，互帮互助亲爱，诚信美满幸福，彰显了民族的大度量、大气节与大作派。外籍商人还描述道：大汉华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让人膛目结舌，更让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士大吃一惊。”“这一切全因大华人们的勤劳所得，”“农耕田间井然有序，致富意识神采奕奕，繁荣田间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是田地又如花园；”“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所有这些，均是百姓的劳动创造，也是百姓生活的一个缩影。

而在文化素养方面，更表现出了神采飞扬欣欣向荣的气质：“理学、文学和艺术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北宋教育以提高普通民众的品质为主，潜心研习欧阳修倡导的德之精神，大力推崇道与德在民间的普及与稳固”。“在兴办教学方面，朝廷筹办官学，地方兴建学校，致使城乡村落，书院林立遍地开花，均以教育为宗而非敛财为旨。”当时，最著名的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与应天府书院。

书院的繁荣是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与智慧的标志；其状态正如王振复教授在《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中所描述的那样，“宋代是一个文弱而文雅的时代，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奔放而渐渐变冷从而收敛自己，犹如从崇拜旭日而转为敬仰明月，从敢于面对喷薄之朝阳转而遥望明寂之星空，显得宁静而沉滤。”其风格的转变，也似感悟了滚滚之洪流，转而欣赏寂寂之清风一般，成为人们由处心积虑到随遇而安的过度，所以，也成就了宋代民俗的大鼎大盛之风气与大致大雅之派别。正是这种儒雅内敛的风格，深深的烙印在大华文明的旗帜之上，并使宋代文明攀登上人类文明的制高点。

国泰民安，国盛民荣，国富民强，所以普通百姓的生活，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清闲舒适，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东京梦华录》还记载：每年农历十月，“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便开始了“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此谓之“新酒”。

而在闲暇时间，人们也是欢聚一堂，三五一组，七八成群，或诗歌赋词尽情娱乐，或载歌载舞欢庆丰年。每有歌舞，必击乐鼓相伴，此源于欧阳大人在滁州与民同乐之风气，且娱乐时的唱词和曲均以欧阳大人的诗词为最多，因其朗朗上口，立足正气，喜闻乐见彼适应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极具人们的推崇与喜爱，使得百姓从华美空荡的艳词丽曲中脱离出来，也成为一种精神昂扬的真实写照。此文化不仅影响着大宋的民风，还深深的烙印在边塞少数民族的心中。

据《东京梦华录》记述，大宋官员出使辽国时，接待者请来当地一位歌伎助兴，嘱咐她要好好款待各位大人。歌伎只是答应，并未多言，大家皆以为她毕竟生活在边陲塞地，仅会吟唱些辽国的小词短曲，对遥远的大宋帝国也许什么都不懂得；谁知席间一开口，唱的全是欧阳大人的词，颂的全是宋朝流行的曲，让诸位官员甚为惊喜，也彼感自豪。此举为着两国的友好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传至汴京也成为轰动一时的美誉。

由此可见欧阳修大人的词在当时影响很大，并成为众生欣欣向荣的精神支承。所以，大宋的文明与先进的理念，不单影响并提高着汉人的水准与素养，也影响并提高了偏远少数民族的追求与理念。

总之，北宋时期的商业、手工业、作坊与文化格调，已相当繁华与昌盛，均打破了原有的窄小格局，打破了区域限制与传统禁锢，成为大华各族百姓心中的理想之地，也成为周边各国不同民族与区域的向往处所，并因诚信至上、共繁共荣的意识，与各友好邻帮和平往来十分频繁，开创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财富的流通物证“交子”，也是大华中原发明且是世界上最早流行的纸币，比之金币携带更加方便，这一发明亦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另一先河；而“瓦肆”的兴盛与繁荣，也极大的普及了百姓的娱乐活动，使得市民的生活丰富多彩豁达开明。

市井平和睿智，国稳民泰心安，宋代已成为大华土地上，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如此的繁茂盛世，全靠时值民心的稳定、经济的高涨、百姓的进取及人心的同向，诚实诚信、上下同效、政令畅通，从而开创了人类存在的鼎盛时代——“仁宗盛世”，而欧阳大人等一群精英们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此时，大人已退隐休养，不问朝事。可人们对他的功绩仍是盛加赞颂，并津津乐道的颂扬大人的丰功伟绩。

总之，欧阳修大人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榜与一种精神的导向。